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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雁:王堯——我們的故事是什么?(圖)

發布日期:2018-09-05 來源:[關閉窗口]

對王堯來說,暑假就是用不著踩著點去給學生上課。其余,與學期當中并無二致。作為一位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學者,那些作品、作家和文學現象,時刻盤旋在他腦海里,他要做的就是剝繭抽絲、條分縷析,找到自己的突破口。他樂此不疲,因為“這是一種自身沒有被分裂的幸福”。

不久前,王堯因《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》一文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。就像果子終究要成熟,這一份榮譽和欣喜,他平靜地接受。

 

三十年來,王堯在持續重讀汪曾祺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,他著手寫作《中國當代散文史》,在眾多的作家之中,他注意到了汪曾祺獨特的散文成就。

“那時關于當代散文家的研究,通常選擇職業散文家。但中國文學史和閱讀經驗告訴我,現代以來很多詩人、小說家的散文都是上乘之作,有些作品也成為文學史經典。當我在遴選自己認為可以入史的散文家時,孫犁、汪曾祺始終在我的研究思路中呈現。和孫犁一樣,汪曾祺也是以小說名世,評論界更多的是將他定義為小說家。”

王堯覺得這個定義還不夠,“汪曾祺有一本散文集《蒲橋集》,封面有他自擬的‘廣告語’,大意是說,他是散文第一,小說第二。”而實際上,當時的評論界也注意到了,汪曾祺在寫作上有許多創造,他把小說散文化,把散文小說化。王堯則想超越小說和散文的分界,將汪曾祺定義為文章家。

“汪曾祺在語言上特別有天賦,他修復了我們漢語的語言。以前我們的語言有很多暴力式的,汪曾祺讓文學的語言具有了一種文化性。他也是一個具有獨特人格魅力的人,有自己的審美化的生存方式。”

三十年來的持續重讀,釀成了魯獎作品《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》。實際上,深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三十年,“重讀”已經成為王堯工作的重要部分。“早些年我重讀過賈平凹的《廢都》,那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很有爭議的一部小說。我重讀《廢都》,不只是為《廢都》‘正名’,更重要的是圍繞《廢都》和《廢都》的爭論,討論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和生存方式。前年,我重讀了陸文夫。我和陸老師也是忘年交,在他晚年時,我們經常一起聊天,還做了錄音,但涉及臧否同時代的作家,現在似乎還不適合發表。我今年發表的《關于莫言和莫言研究》也是在解讀莫言。”

 

文學批評,除了重讀,也需要現場感。王堯也嘗試著在與當代作家的對話中,構建動態的在場的文學批評。

2001年7月,王堯受《當代作家評論》主編林建法的邀請,到大連與莫言聚會。那是他第一次見莫言,兩人做了一個談話錄。當時,他滿腔熱情希望改變大學的文學教育。“當代文學的特點之一是‘當代性’,作家和批評家、讀者的互動,具有某種現場感。”

他提出和《當代作家評論》聯合主辦“小說家講壇”的設想,得到了林建法和莫言的響應,他希望邀請一批優秀小說家到蘇州大學演講,在雜志發表作家的演講錄和訪談錄。當年9月開學以后,莫言和李銳首先在講壇演講,后來有不少小說家陸續到校演講,包括王蒙、鐵凝、賈平凹、韓少功、張煒、馬原、葉兆言等,反響異常熱烈。在此基礎上,王堯策劃主編了“新人文對話錄”叢書,其中有他和莫言、韓少功、李銳的對話錄。這一套對話錄,王堯稱之為“思想的旅行”。

在和作家們對話的過程中,王堯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,有些中國作家的個別作品在國內受到了尖銳的批評,但是在國外,卻收獲了更多正面的評價。對于這種反差,王堯認為“評論中的兩級分化,不完全是文化差異的原因,它反映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——關于何為優秀的小說分歧越來越明顯。這幾年的文化現實和文學生態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有所不同,一方面作家自身在變化,一方面批評家和讀者的價值判斷也在發生變化。作品能否經得起檢驗,需要時間的沉淀。我們不必急于下結論。”

這幾年,在“走出去”思潮的帶動下,文學領域和出版領域出現一種聲音——講好中國故事。站在批評家的角度,王堯認為“批評家自然不能、也無法干預作家如何講‘中國故事’,但是批評家對‘中國故事’的理解,對‘中國故事’文本的闡釋,也是講好‘中國故事’的一部分,可能會影響到作家對‘中國故事’的選擇和講述方式。”

 

在學術研究的同時,王堯一直寫作散文隨筆。

十多年前,王堯在《南方周末》開設了專欄“紙上的知識分子”,主要談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。2010年7月從哈佛-燕京學社訪問回來之后,他在《讀書》上以“劍橋筆記”為名,發表了一批談論文學和知識分子的文章。今年在《收獲》雜志開的專欄是“滄海文心”,主要敘述抗戰時期的重慶文化人。這些散文基本是以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、感情、社會和寫作為主要內容,他試圖在重返歷史中,理解那些只是在書本和傳說中相遇的文化人,并認為“我們今天仍然在他們的影響下生長”。

隨著這些散文隨筆的問世,王堯先后出版了《把吳鉤看了》《錯落的時空》《脫去文化的外套》《一個人的八十年代》和《紙上的知識分子》等文集。在他看來,散文和文學批評看似不同的文體或類型,其實它們的差別只是理解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,“而這這種差別并不是天壤之別。有一種文學批評,也是批評家思想和感情的自傳,會在批評文字中看到作者的情懷、心靈、人格和帶有個人體溫的文字氣息,這和散文是相通的。”

王堯覺得,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文學創作,都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存在方式。“一個文化人,需要選擇既融于社會而又超越現實的存在方式。我們因此敬重魯迅先生。我在研究汪曾祺的文章中也談到個人生活的重要。只有選擇了自己的存在方式,才可能有自己的故事。魯迅那一代人有自己的故事,后來者越來越貧乏。我們必須反對格式化的存在方式,當故事千篇一律時,便是故事的消解。我發在《讀書》上的一篇文章曾經提到這個問題。我問自己:我們的故事是什么?”

 

對話

批評家并不一定時時比普通讀者高明

讀品周刊:在這個時代,文學批評家負有怎樣的責任?

王堯:批評家需要對文學現象、文學文本做出價值判斷。就文學史研究而言,批評家要為文學作品的歷史化、經典化做出最初的選擇。在作品和讀者之間,批評家需要提供理解作品的參照。我沒有用引導這個措辭。往崇高處說,批評家的責任是守護文學信仰。批評家并不是因為這個職業而具有承擔這些責任的能力,不斷反省自己叩問自己充實自己也是批評家的另一種責任。

讀品周刊:作為一位專業的學者,您眼中的文學作品和普通讀者有區別嗎?

王堯:就我自己而言,既有職業的閱讀,也有非職業的閱讀。即便批評家,他的閱讀也不完全是為了文學批評,他和普通讀者一樣,會在作品中流連忘返,會為故事、情節、人物所震撼,也會愉悅、傷感,和普通讀者不一樣的是批評家受過專業訓練,在和作品相遇后,有了評論的欲望,有了分析的可能;那些和普通讀者相同的不同的閱讀體驗會成為批評文章的一部分。但批評家并不一定時時比普通讀者高明,我在網上也讀到一些網友的文學批評文字,其精彩程度讓人刮目相待。

讀品周刊:批評家和作家往往互相成就、共同生長的,是這樣嗎?

王堯:在現代文學史上,魯迅和瞿秋白大概是最具典范意義的。這是我們都熟知的故事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當以同懷視之。”魯迅將清人的聯句書贈瞿秋白。理論家胡風與小說家路翎的關系,也是文學史上的佳話。我在《收獲》第四期上發表的散文《曾經滄海曾經火》就是寫胡風與路翎的命運的。

讀品周刊:除了教授這個身份,您的工作內容還有什么?這些工作,你期望達成什么樣的效果?

王堯:長期以來我擔負過不少行政工作。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,是理想主義的一代,總覺得自己有這樣那樣的責任和使命。我對大學有自己的理解,也做過一些重建大學制度的探索。但我們這一代人中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家,最近重讀《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》,感慨系之。在校外,我也兼了一些職務,參與一些文學活動。作為老師,我希望得英才而育之,或育之而成英才;作為曾經的院長,我希望“思想自由,學術獨立”;作為文學工作者,我希望文學永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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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堯,教育部“長江學者獎勵計劃”特聘教授,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,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蘇州市文聯主席、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、蘇州市作家協會主席。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研究,學術論著有《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》《中國當代散文史》《“思想事件”的修辭》《莫言王堯對話錄》等,主編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》、“新人文對話錄”叢書和“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”等。出版有散文隨筆集《錯落的時空》《詢問美文》《脫去文化的外套》等。2018年8月因《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》一文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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